——《问答》之社会篇
济群法师
为何不同佛教看来如此不同
问：为什么汉传、南传看起来如此不同？
答：佛教有三系之分，除传播地点、时间的不同，对佛法义理也有不同侧重。南传主要继承早期佛教的生活形态及声闻乘、解脱道的思想。汉传虽然同时传译声闻乘、菩萨乘典藉，但实际继承的是声闻乘的行仪，菩萨乘的见地。藏地则主要继承印度晚期的大乘佛教思想，并结合西藏本土的民俗文化，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。但就佛教的核心思想来说，三大语系都是相同的。
公开戒律是否有利于佛教发展
问：公开戒律以接受社会监督，是否有利于佛教的良好发展？
答：公开戒律，使社会对僧团起一定监督作用，理论上是可行的。但是，现在的国民整体素质还不够。也就是说，以目前的情况，多数民众还不适合担当这一责任。我认为，在民众素质普遍提高的将来，公开戒律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泰国、缅甸等南传佛教地区，几乎每位男性都有过出家经历，都知道戒律，确实可以对僧团起到监督作用，对僧团自身的健康发展也确实是有利的。
对功利的信佛该如何引导
问：如今信佛的功利色彩很浓，该如何引导？
答：现代社会是个功利社会，自然会有很多人把生意场上的一套带到寺院，带到佛菩萨面前。或是带着投资心态供养三宝，希望得到更大回报；或是自己不想努力，事事都想依赖菩萨；甚至自己想干坏事，也要去求菩萨保佑。看到这些，我觉得菩萨实在不好当呵！
从人之常情来说，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从学佛的角度来说，显然不是正确的发心。但目前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，所以，我们不能粗暴地否定，而要本着慈悲心、怜悯心和包容心理解他们，耐心加以引导。先以一些善巧方便摄受他们，然后逐步提高他们对佛法的认识，所谓“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”。至于引导方式，主要是针对众生的不同根基，以每个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。
佛教界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如何
问：佛教界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如何？
答：我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个问题。这几年，我到台湾参访了四次，觉得他们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。从整体来看，台湾佛教基本走的是人生佛教的路线。在教育方面，佛教界既开办面向社会的大学，也开办专门的佛学院和研究所。在弘法方面，台湾教界有五家电视台，有多媒体弘法、音像弘法等多种渠道，每个寺院还有定期的讲经、讲座和共修活动。在慈善方面，影响最大的是证严法师发起的“慈济功德会”，事业遍及世界各地。参访归来，我曾在《法音》发表《台湾佛教见闻记》记述所见所感。大陆与台湾从体系到文化背景都是相通的，走的道路大致不会相差太远。目前，大陆佛教基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也逐渐在教育、弘法和慈善方面开展工作。
此外，大陆教界在吸取台湾佛教发展经验的同时，也要避免他们的不足。在台湾参访期间，各地都曾邀请我演讲或座谈，我也谈了自己思考的几个问题。首先是“学术与信仰”，台湾将大批法师送到欧美和日本攻读学位，结果这种学术化倾向导致了信仰的相对淡化。其次是“内修与外弘”，作为弘法者，僧人如何使自身修行和弘法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？过分入世地做佛教事业，很可能会忽略自身内修。第三是“出世与入世”，过分强调佛教入世的层面，忽略出世解脱的层面，会使佛教世俗化、肤浅化，甚至等同于人天善法。大陆佛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，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，所以，正确处理好这几种关系非常重要。
目前，大陆佛教界面临的问题也很多，僧团制度的建设就是首要问题。僧团纯粹是靠制度维系的，僧人来自十方，需要良好的制度才能保障僧团稳定发展。其次，对戒律的弘扬也不是很得力。再就是僧教育的问题，这是关系到续佛慧命的大事。2000年，在苏州西园寺召开的全国性“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”上，我曾发表《我理想中的僧教育》，谈到对培养僧才的想法。中国古代的僧教育是丛林式教育，民国以来才改为学院式教育。学院教育基本以传授知识为主，不太重视素质教育，僧人往往因此忽略信心、道念及僧格的养成。虽说在佛学院会学到很多佛教基础知识，但素质教育不能跟上的话，就违背了僧教育的初衷。此外，在汉传佛教地区，出家人当学生时就被称为“法师”，几十年后还是“法师”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，教育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。另外，教材问题也很多，不少地方都在交流办学经验，但对于教育宗旨（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）却不是很明确。
再就是佛法弘扬与普及的问题。类似柏林寺举办的夏令营，在台湾非常多。很多道场到夏天就开始举办活动，参加对象有老师、大中小学生、家庭妇女等各种类型。此外，还面向社会开展短期出家活动，吸收在家众进入佛学院学习，都可作为高素质僧才的重要来源。目前，大陆在这些方面还做得不够，主要问题不在经济方面，关键是很多道场还缺乏这方面的理念。还有慈善事业的开展，在大陆，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但还有很多地方非常贫穷，教界应当有能力做慈善事业的牵头人。
我们将来的重点，就是使弘法、教育、慈善在教界形成良好的风气。我们也希望更多在家居士们参与进来，乃至发心出家，全身心投入这一净化社会人心的事业中来。